Paul Krugman

成长经历

保罗·克鲁格曼生在一个俄罗斯血统的犹太家庭。1922年，他的父亲祖父母从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Brest）移居美国。他出生于纽约，并在拿骚县的一个小村庄梅里克（Merrick）长大。

克鲁格曼毕业于贝尔莫尔的约翰·肯尼迪高中。克鲁格曼曾说，他对经济学的兴趣始于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科幻小说，里面提到未来的社会科学家使用一种新的“心理学史”科学来拯救人类文明。由于当今的科学远远没有达到“心理学史”的水平，克鲁格曼将经济学视为次之。

大学时，克鲁格曼决定申请耶鲁大学，并于1974年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并决定申请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三年内成功完成了博士学习，博士论文题目为关于灵活汇率，并于1977年拿到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期间，他前往葡萄牙中央银行实习了三个月。克鲁格曼后来称赞他的博士论文导师鲁迪·多恩布施（Rudi Dornbusch）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老师之一”，并说他“有启发学生学习热情和技巧的诀窍”。 1978年，克鲁格曼向多恩布施提出了许多构想，多恩布施对其垄断竞争性贸易模型的构想称赞为值得研究，非常有趣。受到鼓舞后，克鲁格曼进行了大量研究，并表示跟老师的沟通让他在几小时内就知道掌握整个职业生涯的关键。

职业生涯

克鲁格曼于1977年9月成为耶鲁大学的助理教授。并于1979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从1982年至1983年，克鲁格曼在里根执掌的白宫工作了一年，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他于1984年重新加入麻省理工学院，成为正式教授。克鲁格曼还曾在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任教。

2000年，克鲁格曼加入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和申请普林斯顿大学的难度相当，在这样一所著名高校任教也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他目前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百年教授，也是三十国集团国际经济组织的成员。自1979年以来，他一直是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助理。他还在2010年担任东方经济协会主席。2015年6月他从普林斯顿退休，并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担任教授。

克鲁格曼撰写了大量有关国际经济学的文章，包括国际贸易，经济地理和国际金融。 “经济学研究论文”项目使他跻身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列。与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Maurice Obstfeld）合著的《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是一本标准的国际经济学本科教材。他还和罗宾·威尔斯（Robin Wells）一起编写了《宏观经济学》一书。克鲁格曼还在各大期刊撰写大众感兴趣的经济话题，包括国际经济，收入分配和公共政策。

诺贝尔奖委员会指出，克鲁格曼的主要贡献是他结合消费者多样性，国际贸易和经济活动地点对规模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克鲁格曼借助易于阅读的书籍和最新综合技术，普及这种复杂的理论，从而增强了空间问题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 “毫无疑问，克鲁格曼是’将地理分析直接置于经济主流中’的主要参与者……并赋予它现在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因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他于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理论研究

新贸易理论

克鲁格曼在1979年的《国际经济杂志》上发表了对类似国家之间贸易的解释，该解释将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从原来的技术因素扩展到供给、需求、技术差距论、规模经济等不同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

克鲁格曼在1991年的开创性论文《增加报酬和增加收入》中提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即采用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模技巧对空间经济结构与变化过程进行重新考察，将地理因素纳入经济学重要因素范畴中。新经济地理学除了构建反映经济活动地理集中现象的理论模型外，还特别强调运用所构建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对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

他还曾就东亚经济发表过看法，在 1994年的《外交事务》文章中辩称，东亚“老虎”的经济成功构成了经济奇迹。他认为，动员资源是燃料价格上涨的动力，其增长率不可避免地会减慢。他的文章推广了劳伦斯·刘（Lawrence Lau）和艾尔文·扬（Alwyn Young）等人的论点，其中包括东亚经济增长不是新的和原始的经济模式的结果，而是高资本投资和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参与的结果，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增加。克鲁格曼认为，从长远来看，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克鲁格曼的文章一经公开，就遭受到许多亚洲国家的高度批评，随后的研究也对克鲁格曼的一些结论提出了质疑。但是，它也刺激了很多研究，并促进了新加坡政府为技术进步提供支持。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克鲁格曼提倡采用资本管制作为缓解危机的一种方式。他在《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资本管制是“一种过时，受耻辱，几乎没有人敢提出的解决方案。”马来西亚是唯一采用这种措施的国家。一项研究发现，马来西亚的政策使经济复苏更快，就业和实际工资的下降幅度较小。克鲁格曼近期指出，紧急的资本管制甚至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可，不再被视为激进的政策。

关于对外贸易，克鲁格曼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引起了反全球化运动的愤怒。在2015年，克鲁格曼指出他对拟议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表示质疑，因为该协议不主要涉及贸易，而且“无论怎么说自由贸易的好处，其中大多数好处已经在现有协议中实现。”2009年，克鲁格曼大大偏离了他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接受了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5％关税的想法，以报复中国维持人民币低价值政策的行为，许多人认为这是对货币的恶意操纵，人为地使其出口更具竞争力。

近期他提出贸易保护主义不会直接导致经济衰退，但会降低经济效率并减少贸易周期。他认为美国不应重复里根（Reagan）1981年关于进口产品的税收和配额的政策。即使它不会造成衰退，保护主义也会像过去的自由贸易一样冲击“价值链”并破坏产业；此外，其他国家也将对美国​​的出口采取报复措施。他强调即使贸易战可能使某个国家的某些个人或企业受益，贸易战总体而言会影响相关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

一直以来克鲁格曼都被称为“令人讨厌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从不讲客套话，按照自己的理论毫不留情指出问题。然而人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位经济学家的厉害之处，他多次成功预言金融危机，看破繁荣下的经济泡沫。